“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立足于国内外新形势提出的最具雄心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是我国在传承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兼容并包的思想基础上，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而承担的国际责任，旨在打造同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覆盖区域人口多，国家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其中，加强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是成功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经济共赢和人文交流是提高国家间相互信任程度的两个渠道。中国要以“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经济理念赢得各国信任，以扶贫济弱的胸怀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以文化互鉴、文化交融来凝聚理念共识，以人文交流丰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一、政治互信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

是成功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目前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大调整。“一带一路”倡议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获得丝路沿线国家的认可和配合，二是要应对区域外大国的阻挠或反对，因而政治互信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和猜疑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安全政策不确定性的疑虑，这可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二是对遭受中国经济负面冲击的担忧，比如担心中国人的大量涌入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中国廉价商品会摧毁当地市场、中国企业向当地官员行贿会破坏经济秩序等等。区域外大国的阻挠主要体现在某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力量中心转移背景下，中国经营势力范围、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政治安全战略。针对这些负面言论，我国多次强调“一带一路”首先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都可参与。它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合作倡议，并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提供支持援助。但是这些阐述实际上还是没有打消部分国家的顾虑，主要还是一个国家间政治信任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一项区域性或区域间国际公共产品的话，实际上区域和区域间集体认同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为产品供给和完善提供持续性的国际平台。

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阐述到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八大报造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还史无前例地专门就周边外交工作召开座谈会，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突破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是亚洲，“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与否直接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相关联。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的迅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但是亚洲地区又是世界上冷战思维最有市场、热点和敏感问题非常集中的地区。当前，亚洲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水平仍然很低，以至有人提出是“令人失望的地区主义”。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国家间政治互信程度低，这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和障碍。亚洲国家需要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对于中国来说，还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在“一带一路”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中国希望给亚洲区域发展带来的核心理念、合作模式和具体路径究竟是什么？中国希望在亚洲区域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显然不是出口高铁，也不是互利共赢这样简单。尽管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方向上是清晰的，但是在战略的具体内容上是不确定的。这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实践的探索。二是亚洲已有的合作机制很多，比如东盟及其10+X体系、南盟（SAARC）、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这些机制由于成员和议题上的交叉重叠、发展动力和制度水平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嵌套、既竞争又互补的复杂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些机制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如果不把上述两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难以获得亚洲国家的政治信任，更谈不上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以“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经济理念赢得各国信任，

以扶贫济弱的胸怀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实施对象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其中大部分经济是比较落后的，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性，极易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落后国家，即能否缩小丝路沿线国家经济间的差距，使生产要素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达到比较自由的流通，从而带来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不能给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给人民生活带来福祉，那么让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树立信任和信心也就无从谈起，可能还会造成国家间新的误会。

随着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强盛，强调“利润最大化”的欧美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占有主导地位，也被世界各国商界所津津乐道、奉为圭臬。以前我们说“和平崛起”，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确实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武力，于是我们现在不提这四个字了。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就必须遵循西方国际关系规律吗？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就必须符合欧美经济学设定的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要有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经济理念，这就是“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尽可能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企业到丝路国家去投资，能不能把社会责任摆在前，经济利润摆在后？经济政策能不能从对高层激励转向对民众的激励，让当地民众真真切切感受到经济合作带来的民生变化？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建立和加强和沿线各国的伙伴关系，以扶贫济弱的大国胸怀在各国人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顺畅的经济合作带来的相互依赖，将推动“一带一路”继续拓展，通过功能性领域的合作，成员国逐步建立信任，感知合作利益，从而为更高层次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

三、以文化互鉴、文化交融来凝聚理念共识，

以人文交流丰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古代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等产品，但最终演变为一条东方与西方交流的纽带。古代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葡萄、南亚和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音乐和绘画，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一个文化系统，它将中国与亚欧大陆的经济文化纳入一个特殊的人文区域。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到访大秦、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流创举，为当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沟通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古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当前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唤起了沿途国家对“一带一路”理念的认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人文交流与经济交流并重。要获得丝路沿线国家的支持，让他们确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自己安全上无害、经济上有利，仅仅进行外交政策宣传和疏导，仅仅给予经济优惠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借鉴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以文化互鉴、文化交融来凝聚理念共识，以人文交流丰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一带一路”沿线连接欧亚大陆地区，民族宗教文化非常复杂，涵盖了儒家、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文明体系，这些文明体系衍生出的思维理念也有着极大的不同，再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扰，中国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易事。中国需要学习异国文化，在学习中换位思考，从沿线国的视野审视“一带一路”倡议，避免以施舍者的心态凌驾于他国之上。中国需要尊重异国文化，照顾他方舒适度，运用恰当合理的语境语言去谈合作、谈共赢。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我们要同沿线国扩大人文交流，常走动，重感情，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这些国家的人民才会对我们的政策更友善、更认同、更支持。

尽管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忆，与很多国家建立起了稳定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相比，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等地区与中国的人员往来规模仍然十分有限。我们需要重视人员互访、信息交流、文化传播和媒体宣传等在塑造本国良好形象和改变他国政府与人民看法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教育、智库合作、特色旅游、青年交流等多种渠道扩大人文交流。这其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引导和配合企业参与到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中，特别是人文交流中，以“亲诚惠容”的经济理念与正确的义利观规范好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为，力促其承担起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二是探索建立中外智库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智库在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可以影响议程设置，传播政策理念。我国同欧美智库交流密切，但同亚洲丝路国家的智库沟通合作滞后。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同各国学者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使我们在人文交流合作中更具主动性、策略性和有效性。三是有效发挥媒体在正确引导舆论、传递民情、表达中国态度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寻求与国外媒体的良性互动，加强公关合作，力求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形象，减少误读、误判、误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