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是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关注领域。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教育问题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对教育领域提供国际援助，是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技术带入受援国。这既是关乎人才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性问题，又是解决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遇人才缺失现象的发展性问题，还是涉及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人道主义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以“一带一路”助力国际教育，不仅为国际教育援助注入新动能，也丰富了国际教育援助的内容，拓展了国际教育援助的新领域，开拓了国际教育援助的新模式。

中国是国际教育援助的贡献者与合作者

国际教育援助主要是指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与教育领域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支持。传统的国际教育援助主要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导，通过政府间双边援助为主的模式展开，侧重资金援助和硬件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发展理念影响下，国际教育援助也逐渐转变为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发展为主导、援助形式多样化、双边和多边援助并重的全面发展的局面。

中国一直是国际教育援助的贡献者和合作者。建国初期，中国虽然一穷二白，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受到国际教育援助的同时也积极为国际教育援助做出贡献，从早期接受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到不断扩大派遣援外教师规模，持续为发展中国家培训院校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教育援助规模逐步扩大，开始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国际教育援助方式。自1981年起，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多年间通过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6000多名。1996年起，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在10多年间向非洲、加勒比和亚太地区22个国家派遣7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1】。进入21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的新兴力量”【2】。200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层会议上庄严承诺，将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校长、教师来华培训规模，向教科文组织非洲能力建设中心和女童妇女教育中心提供100万美元援助以资助相关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并向发展中国家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2010年，教育部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教育国际援助已成为中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式。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指出，“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受益者”。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繁荣惠及民众，既是加强与沿线各国教育互利合作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一带一路”教育援助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先导与基础正在快速发展。“一带一路”以促进沿线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为目的，也为区域教育开放、交流、融合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教育援助合作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基础人才支撑。2016年，中国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使“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成为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全面升级的标志，是中国更好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的体现。中国愿意通过国际教育合作，以互联互通作为基本要件，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基本原则，通过共同构建多元化、具有弹性的教育合作机制，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各方教育互利合作需要，促进共同的教育发展。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国际教育援助互联互通

传统的国际教育援助往往因援助方与受援方地位不平等造成援助效果欠佳。“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旨在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世界发展的共享平台，该倡议也同时寻求经由互联互通助推国际教育援助补缺、提质、升级。“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增进各国间了解，打造教育合作平台，促进语言互通，以双向沟通的模式，为国际教育援助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是加强教育政策沟通，推动学历互认。“一带一路”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尊重所有参与国的意见，在“共商”的基础上为实现教育互联互通提供顶层设计。主要做法是签署双边、多边的教育合作框架性协议，制定沿线各国教育合作的国际公约。通过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为教育互通提供政策保障，让各国学习者及专业人才进行跨国流动成为可能。目前中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并覆盖了南亚、东亚及北非等国。中国教育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黑、爱沙尼亚、老挝等国教育部门也签署了教育领域合作文件。

二是打造教育合作平台，畅通教育合作渠道。打造“一带一路”合作教育及科研平台，为教育互联互通提供实施条件。鼓励打造国际联合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各国教育的优势进行互补，打造高层次的“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平台与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通过学校间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目前中国科技部已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技术署、乌拉圭教育文化部、南非科技部、以色列科技部、马耳他科学技术理事会、印尼研究技术与高等教育部签署成立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文件。

三是强化语言教育，促进语言相通。中国政府对外通过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派留学和开设孔子学院为契机推广汉语学习，积极利用政府间交换项目，拓展高层次语言人才的培养；对内发挥高校尤其是外语院校优势，培养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人才，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在语言合作与语言传播中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相较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印发前，2018年底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增幅约为60%。【3】北京外国语大学已规划到2020年开设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是重点，借以打通民心相通的“痛点”。

四是推进民心相通项目建设。积极提供资金让受援国开展研究课题，增进受援国对中国发展模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理解。积极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强与对象国合作开展区域性研究，促进区域一体化。迄今为止，中国教育部已设立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于2012年设立“发展中国家博士研究生项目”，旨在培养精通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专业人才。同时通过人文社科领域科研交流等形式，加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为让教育互联互通真正落地生根，不同单位相继举办系列“一带一路”青年论坛，举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青年学生“汉语桥”夏令营等活动。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将继续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完善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教育援助人才培养体系

“授人以渔”是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基本目标，中国政府希望国际教育援助“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国际教育援助通过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五通”提供人才支撑。中国教育部2016年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确定了包括留学推进、合作办学、师资培训、人才联合培养的“四个推进计划”，为沿线国家培养了更多从事教育领域的人才，并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实现教育援助升级。主要成效为：

一是以留学推进计划为基础，推进合作办学。中国政府对内以设立“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为引领，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名额，为沿线国家培养行业领军人物和优秀技能人才。同时，积极提升中国自身接收留学生水平，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良好的留学场所。对外，推动更多中国留学生去往“一带一路”国家留学。2017年，中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为6.61万人，比上一年增长15.7%，超过了整体出国留学人员的增速。在相互合作中，中国也积极推进合作办学计划，引导高校集中学科优势、职业院校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以服务当地为原则，积极探索开展境外办学。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了37个办学项目。其中厦门大学的马来西亚分校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生。

二是加强师资培训计划，推进人才联合培养。传统国际教育援助的目标在于直接让受援国民众获得教育的机会和先进的知识技能，但“一带一路”教育合作重视对受援国教师的培训。通过加强“丝绸之路”教师交流，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教师水平更加符合“授人以渔”理念。具体而言，包括在教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中国教育比较优势，建设“丝绸之路”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积极推动学校管理层进行交流访问，注重推进沿线国家间的研学活动，鼓励高等院校在各国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养学生。通过教育部的“四个推进计划”，“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合作已全面覆盖人才跨国培养。

三是鼓励企业参与，尝试多元化对外教育援助途径。根据双方国家的自身优势和发展需求，通过企业间合作加强对外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重要模式。以“鲁班工坊”项目为例，中国中高等职业院校联合发展中国家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旨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目前已经在泰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英国等多国成功落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提出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不断加大通过多边渠道提供教育援助，例如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援非教育信托基金项目。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健全国际教育援助机制

“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体制是对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机制的全新升级。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受援国与援助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共同商量共同决定“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宏观计划，并设立标准保证“一带一路”教育援助顺利推进。

首先，加强“丝绸之路”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推动国际教育援助多边化发展。教育援助执行链条多为供需关系，也就是援助国就受援国提出的需求做援助判断。而教育合作是在各国高层对总体布局、合作机制、相关协作机制进行充分交流和商定之后共同推进的行动，同时提供教育保障体系以及跨境教育质量监督机构保证国际教育援助保质完成。近年来，中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教育援助显著增长。国家间开展教育援助主要是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联盟、大学校长论坛等专业教育领域平台，但“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力图发挥更多非教育领域的国际平台作用，增加教育合作的新内涵，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

其次，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促进国际教育援助有效性提高。《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要求，继续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4】“一带一路”所涉的国家远远超过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范围，为此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实现了体系升级，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应运而生。该机构负责制定包括国际教育援助在内的国际援助战略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各部门援助工作，监督并评估对外援助项目。国际发展合作署既有利于中国对外援助更有效率、更有效益，也有助于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治理。教育援助工作作为对外援助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的途径之一。【5】现阶段通过对“一带一路”援外培训方式进行改革，将更好地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需求。

第三，多渠道、多元化筹集教育援助资金，扩宽国际教育援助参与主体。国际教育援助资金总额虽在不断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全球教育领域发展的需求。据英国发展委员会统计，即使世界各国的官方教育援助支出再上升5%，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外部融资缺口依然达到100亿美元，2030年将超过200亿美元。【6】国际教育援助面临融资难、渠道单一的困难。面对这一困境，中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提升国际教育援助金额，加大援助力度。中国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积极引导地方政府、高校与民企参与，通过扩大主体的方法解决或弥补受援国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和高校也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教育援助合作，助力人才培养。自2016年起，教育部已和18家省、市签约，基本形成省部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网络，其中10个省份已经在对外教育合作中小有成绩。

结语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作为曾经的受援国到现在的援助国，根据国际教育援助的规则及自身经验，秉持“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互联互通合作将传统的单向传播教育援助模式升级为双向沟通的教育合作模式：国际教育合作中的援助国既是援助的提供者，又是受援国教育发展的合作者与受益者，更是国际教育事业的推动者。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与先导，致力于推动民心相通，为各国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势必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并为国际教育援助事业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研究》（课题号18VDL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