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在京举行。1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亲切接见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时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他自己却走上了死路。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只有冒险犯难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无规矩。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加刚烈了。商鞅是被车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后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战争的阻力来自对手，军事改革的阻力来自内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紧接着，美军将电子计算机用于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上。1972年3月，美军用15枚激光制导炸弹炸毁了越南清化大桥。而在这之前，美军曾出动700余架飞机，投了约1.5万吨炸弹，都没将这座大桥炸毁。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给了当时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强烈触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新的军事革命的发生。奥加尔科夫闪电般行动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改造指挥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师级数字化试验部队。他的一系列做法被称为“奥加尔科夫革命”。

“革命”要求对军事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与苏军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尖锐对立，威胁到一大批人的职位和利益。改革刚开始不久，奥加尔科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降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倡导的数字化试验被停止，数字化试验部队被撤销。奥加尔科夫的副手加列耶夫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考虑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改革。”然而，美国人却迅速接受了“奥加尔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美国人的努力在海湾战争中获得丰厚回报。直到此时，俄罗斯人如梦初醒，大力追赶。但无情的事实是，俄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大幅落后。

今天，不改革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风险。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动力不足的症结在于不愿触及个人的利益。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只要是私利，就终究会被打破。不被自己打破，就被别人打破。今天不打破，明天必打破。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开始和完成，都是以一次或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或“闭幕”的，鸦片战争如此，甲午战争如此，海湾战争亦如此。迟了太久，就不必到了，也到不了。有人用鸡蛋破壳来比喻军队改革：从内向外破壳，是突围，是蓬勃的新生命的诞生；从外面破壳，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

因此，军队改革不仅事关军队生死，更事关国家生死。战争史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军事变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争中的被淘汰者。军队决战于变革。所以，军队改革是“铁腕”的事业，所需要的是“断腕”的勇气。毛泽东说：“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自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的时候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用搞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的人就得罪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