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能够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却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些分析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得麻木、散漫、无为和绝望。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
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的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力量。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这些比较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论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也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