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李银祥　左鹏飞

 放眼世界，在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可以称得上是极为独特。双方有过漫长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友好历史，中国的农耕文明成为日本现代文化的重要“根”和“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隋唐时期，堪称中日友好往来的黄金岁月，为后世树立了良好典范。同时，又有另外一面，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进而引发严重的民族矛盾，加之战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中日关系出现过多次重大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时，这种调整更为明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循迹历史脉络，研究和梳理中日关系这对矛盾体主次方面转换的矛盾运动，找寻历史规律，清晰地预见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泱泱大国与蕞尔小邦

 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关系的矛盾体中，中国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长期主导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在东亚的超然地位，也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并不处于主要地位。

 中日两国有记载的外交活动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日本还被称为倭国（正式改名为日本是在公元670年），实际上还是一个割据分裂、尚未统一的岛国。公元57年，倭国使者来中国觐见时，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亲赐一枚书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每年接受其朝贡。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王不断派出使臣到中国朝贡，请求册封。倭五王时代，倭国再度主动要求中国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倭国王。到了4世纪，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后，继续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朝贡，并陆续从中国引进文字、制度、工艺、技术等。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先后13次派出使节到中国，要求给予册封。这一时期，中国国力曾一度衰弱，甚至还面临被北方游牧胡人灭国的危险，即使是这样，中国对日本仍然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日本国内统治者不仅希望得到中国的册封认可，以体现其统治者地位的权威性，而且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争取中国的认可与支持，也是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公元438年，刚刚执政的倭王珍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南朝宋文帝刘义隆，除了请求封自己为倭王之外，还希望中国皇帝赋予自己管辖朝鲜半岛南部5个小国的权力。尽管日本仅凭借自身力量就可以实现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但为了谋求合法性，不得不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的认可，要知道这是当时东亚的唯一“国际准则”。

 日本对中国的这种臣服心态，呈现出了一边倒的依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双方能够相安无事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日本也并非心甘于此，只是双方实力差距明显，实在无力挑战中国，一旦出现时机，日本也会做出战略试探。

 公元607年7月3日，日本派使者来到隋朝首都长安，向隋炀帝杨广递交国书，开篇便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次表现了要和中国展开平等外交，力图克服“倭五王”时代接受中国册封的姿态。然而，隋炀帝的回复更为霸气：“皇帝告倭王……”等于向日本发出警告。其后，历代王朝依靠强大的实力，将隋帝国的强硬意志延续到了千年之后。

 当然，每当日本野心膨胀且又不能正确地自我约束，试图挑战中国的威严时，冲突甚至战争往往就会发生。白江口一战，唐军大破日军，尽歼其主力。此后，日本不敢轻易挑衅。公元669年，日本再度向中国表明臣服之心。

 直到元朝时期，这一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度远攻日本，均因不明海况，遭遇大风而铩羽而归，日本对中国的敬畏之心也大为弱化，并开始蠢蠢欲动，伺机挑战中国的王者地位，倭寇时代拉开序幕。从历史长河中看，倭乱300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是略有影响，其骚扰、侵犯的地区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内陆少有波及。应该说，之所以日本不敢将入侵的触角伸得更远，还是忌惮当时中国的强大实力。可惜，中国自明宣宗以来的禁海政策，大大约束了海洋方向的力量发展与存在，给了日本以海洋为通道兴风作浪的机会。

 与日本羽翼渐丰并频频做出战略性试探相对应的，是中国几代王朝的闭关锁国和对周边藩属国控制力的日渐消弭。

 帝国坍塌与东瀛嚣张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国际地位的下降，中日关系矛盾体中，日本渐渐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渐次丧失，同时，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却相应地不断提升。

 自1841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广州和约》起，西方列强纷纷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税率、最惠国待遇，直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日渐式微大大弱化了对传统藩属国的控制力，先后丧失了越南、缅甸、暹罗、朝鲜等国的宗主权。

 此时的日本也在面临巨变。1868年1月3日，日本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僚，一切权力重归天皇，由此开启了明治维新，一个强盛的日本正在逐渐诞生。

 实际上，中日结束闭关锁国的经历极为相似。不同的是，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而日本以政改顺利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避免了与中国经历同样的悲剧。随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与压力逐渐减弱，日本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将开始没落的中国作为了首要进攻目标。山县有朋在《陆军省沿革史》中指出，日本扩张的对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称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74年，日本拟订《台湾藩地征伐要略》，派军舰侵犯台湾，开始了其军事侵略中国的先河。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力量较量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日关系的主导权在战后完全转移到了日本一方。日本与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要求清政府赔偿巨额白银、开放商埠外，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还确认朝鲜脱离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此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并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此时，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中日关系矛盾体中的主要方面，近乎崩溃的中国成为了日本向外扩张的最大牺牲品。

 民族觉醒与战略迷失

 从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失败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占据主要方面，并渐次下降，中国则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由次要方面逐步转化为主要方面。由于日本对华的全面入侵，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日关系已经处于中国整个对外关系的主要地位。

 在侵略扩张得到的巨大利益诱惑下，日本不断加强军费投入，提升军事实力。军事实力的增强又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使其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吞并整个中国成为日本的暨定战略。

 凭借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精良的军事装备和多年整军备武形成的战争狂热，1931年开始，日本强占东北三省。1937年6月，日本关东军提出《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称：“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日军并喊出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全面入侵关内。一时间，中国似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掠夺中国财物最多的国家，日本是伤亡中国人最多的国家。日本以这种方式对待对其文化有着极为重要哺育作用的中国。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19世纪末期的中国，因为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犹如星火的出现之于柴堆，柴堆可能还是那个柴堆，但是星火的出现，将会让柴堆发生巨变，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九一八”事变后的数年时间里，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消除异己、围剿红军。在这一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阶层的救国运动浪潮四起。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整个中华民族有了彻底的觉醒，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是一个民族重生的过程。

 在14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抵抗力，日本一直有机会调整其对华战略。其实，其战略迷失在1936年的日本“二二六”事变中就已经暴露无遗。其统治体制中各种力量的剧烈碰撞，使得其庞大的军国主义机器已无法正常运转，要么停下来重新战略调整，要么任其自由发展。而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历史和经济基础看，放弃扩张侵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一来势必会产生军国主义统治危机，那么只能继续沿袭举国战争体制，加快法西斯化进程，用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办法解决国内矛盾。

 战略的迷失必然导致日本全面崩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日本妄图奴役中国的企图被粉碎。抗日战争的结束是中日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拐点，中国彻底扭转自鸦片战争以来对日较量中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局面，中日关系发生逆转。

 伟大崛起与蚂蚁撼象

 从1945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在中日关系的矛盾体中，中国占据主要方面的地位是逐步得到提升的。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时期，可以说，中国占据主要方面的地位并不突出，可以说是不怎么有力的，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军事上，而日本在经济方面则长期占据着主要方面的地位，直到改革开放后，日本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日渐发生了动摇。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经济腾飞曾为世人所瞩目。在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加上国内复杂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家发展受到的干扰较多。这种艰难前行的局面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得到了全方位的飞速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国际地位持续上升，在诸多国际性重大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10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一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日关系的矛盾体中，中国已经全面处于主要方面，中国主导着中日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则呈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是日本正在全力阻止的一种历史大势。

 日本使出吃奶的劲，使出所有的诡计，追求正常化国家道路，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军事上更多表现为一种重归军国主义的倒退，尤其是安倍政权第二任期以来，不但没有对历史问题做出深刻反省，反而一再突破和平宪法，颠覆二战以来“专守防卫”的国策，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的海外军事活动自由度、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一系列冒险举动显示，一个国家战争机器似乎正在高速运转。

 抛弃和平主义的日本，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正如一些日本专家所指出，安倍政权对宪法的蔑视与好战姿态，弥漫日本社会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压制民意和舆论的政治氛围，让人联想起上世纪20年代日本在通往战争道路上狂飙突进的年代。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修改宪法问题……这些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巨大鸿沟，既是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沉重包袱，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未来，中日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究竟将由何种方式呈现？

 看到中日关系的过去，就知道了中日关系的现在，分析中日关系的现在，就知道了中日关系的未来。历史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中国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占据主要方面的地位就越强势；中国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占据主要方面的地位越强势，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的地位就越弱化。

 随着“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引领、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将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特征。未来的历史趋势是，中国的整个国际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跃升，中国在中日关系矛盾体中处于主要方面的地位将会得到大大强化，中日关系在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大幅下降，如果日本继续奉行安倍的政策，这种下降的速度还会大大地加速。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面对一个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共进的中国时，是继续与历史相背、与和平为敌，还是幡然醒悟、重归正道，是日本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这种选择将会对日本的国运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历史结局。

 时间其实站在中国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