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月4日发表题为《德国（不太）新的对华政策》的文章，作者是纳迪娜·戈德哈特、莫里茨·鲁道夫。全文摘编如下：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在没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员出席的情况下开幕。除了“五眼联盟”成员国，没有多少国家决定效仿美国“抵制”冬奥会。

德国政府一直非常谨慎。就在开幕式前几天，奥拉夫·朔尔茨总理还不断强调有必要与欧洲伙伴协调德国政府的立场。

对于密切观察德国对华政策的人士来说，德国政府的行为并不出人意料。朔尔茨不愿加入所谓“抵制”行动表明，尽管有些人设想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会形成全新的外交政策，但德国新政府将不会满足他们的愿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关于在中国问题上展开跨大西洋协调的期望似乎不切实际，因为这是基于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肤浅分析，或者是出于一厢情愿。

比如说，有些关于德国新执政联盟协议的中国章节的报道认为这份文件具有一定重要性，而该文件在政治现实中根本不具备这样的重要性。此外，对“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一词的解释似乎是武断的，忽略了中德关系的复杂性，或者复杂的政治背景（包括三党联盟的内部运作、联盟中各自的党内派系、联邦外交部和欧盟）。

如果在中国问题上的跨大西洋协调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那么首先需要承认这些现实。关于德国，美国方面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德外交部并非“关键角色”

在德国，通常是由联邦总理府（而不是联邦外交部）决定外交政策。安格拉·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在中国问题上尤其如此。艰难的联盟条约谈判或最近有关联邦外交部将制定对华新政策的报道促使许多人认定，绿党领导的外交部将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解读忽视了德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体制限制。

如果外长希望在德国对华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就需要首先对联邦外交部进行深入改革。例如，使联邦外交部适合与中国打交道的措施可能包括：首先，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任命特别顾问。目前，联邦外交部主要依靠通才型顾问，大量知识因轮换原则而流失。其次，外交部需要扩展财政和个人资源。第三，外交部还可以为整个部门提出更具战略性的展望。第四则是设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代表，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活动，并且直接向外交部长负责。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一些部门在中国问题上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遵循独立的对华政策。比如说，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对中国采取了比内政部更为合作的态度。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在基础设施项目和第三国发展合作方面与中国展开了“实地”竞争。这种多样化使得德国各部门之间迫切需要加强协调。

要想成为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关键角色，外交部需要转变为一个发挥促进作用的平台，并且承担起各部门之间的战略调停作用，还需要与联邦总理府携手合作。目前，联邦外交部无法完成上述任何一项任务，从而限制了其有效和建设性地塑造德国对华政策的能力。

美欧对华认知不一致

就实质内容而言，对中国发表更强硬的言论以及奉行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未必意味着德国的对华政策会与华盛顿的完全一致。细节决定成败。

首先，德国运用“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方式，很可能是更加重视维护国际准则、多边合作和捍卫国际机构内的法治。华盛顿似乎专注于一种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方式，拜登政府的所谓“民主峰会”就体现了这种方式。

其次，在中国崛起构成何种挑战的问题上，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和美国是否意见一致。因此，很难就一个简单但至关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如果协调对华政策，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美欧间存在诸多竞争

欧洲的伙伴关系、竞争和系统性对抗层面将会塑造中德关系。这进一步凸显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即中美竞争等地缘政治变化不仅发生在它们身边，德国和欧洲本身就是这些变化的一部分。

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美国和欧盟将作为竞争对手面对彼此。

此外，德国将需要在“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与加强欧盟层面政策协调的公开目标之间采取平衡行动。要让所有欧盟成员国都遵循德国提出的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对华政策是不太可能的。

对华盛顿来说，明智做法或许是调整对德国或者欧盟的对华新政策的预期。欧洲领导人不会盲目遵循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尤其是考虑到前总统特朗普很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