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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俞柔:我希望宣扬中华文化以对抗“文化台独”

作者:李俞柔 2016-04-20 来源:凤凰历史 浏览次数: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硕士研究生李俞柔文字实录,采访:唐智诚

嘉宾简介李俞柔,1991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现为硕士研究生在读。

因反“反服贸”与高中同学决裂

凤凰历史:你身边认同中国人的年轻人多不多?

李俞柔:我台湾同辈的朋友中,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屈指可数。我身边的朋友,一般都知道我非常坚定地支持两岸走向统一,所以他们对我的立场多半是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

凤凰历史:你有没有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与其他人发生矛盾与冲突?

李俞柔我认同转正后,自己就感觉挺孤独的,因为在台湾能谈上话的亲友实在剩没几个了。去年三月,台湾闹了一场“太阳花学运”,那一场学运掀开了台湾岛上认同错乱的遮羞布,毫不遮掩地制造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撕裂朋友与亲人间多年的情谊,使台湾岛再次深陷对立分裂的漩涡中无法自拔。

在这种氛围下,我的高中同学就在班上的网络群组里问我怎么看待“服贸黑箱”问题,我针对他们的疑惑与偏见一一回答。例如有人认为国民党与大陆谈《服贸协议》时没有充分地让台湾百姓知情,所以签约过程是黑箱的,此外他们还认为大陆是想先藉由签署《服贸协议》来控制台湾的经济,以便最终达到干涉台湾内政的目的。我当时就反问同学,那他们对台湾与美日签过的《台日电子商务合作协议》、《台美军购案》的内情知多少?为什么不担心台湾与美日所签的条约会造成美日干涉台湾政治呢?

但可惜的是,我认真打了两页word文档来回应他们,但他们却连看都没看就直接对我说:“不用看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因为你已经被大陆洗脑,赶快去大陆吧。”当然他们还不免加上一些嘲讽怒骂的言辞刺激我,所以自此以后,我再也没主动与他们联系了。这事让我想起孔子对子贡的教诲之一就是,对朋友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课外历史书让我知道日本在台建设最终目的是侵略

凤凰历史:为什么台湾年轻一代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李俞柔: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台湾的文科教育出了问题,尤其是历史科目。众所周知,台湾在1988年李登辉执政不久后,便开始有意地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加强台湾主体意识”的历史教育,所以在那个教育时期成长上来的青年,心中几乎都不可避免的会把“中国人”和“台湾人”视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并且最终多半都会不假思索地就循着教科书所暗引的方向选择做一个台湾人。另一个原因是,台湾媒体多年来配合政治需求所苦心营造的“反中国”社会氛围已经深入感染许多台湾民众的心智了。在这两个原因的交互影响之下,一个反思能力不够强、心智也尚未成熟的青年,很自然地就会落入这股“去中国化”、“反中国”的浪潮中,随波逐流。

凤凰历史:你是如何从那股氛围中脱离出来?

李俞柔:如果把国家认同立场粗分为“统派”(支持两岸统一)、“独台”(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台独”(要求台湾“独立”为国家)这三类的话,那我以前能算是一个“独台”分子,后来透过读书与游历,让我国家认同立场发生了转变。

先说读书的部分,我主要是读了一些教科书外的历史书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典籍。

读课外的历史书,使我发现并开始反思教科书上的疏漏与偏颇处。我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只是赞颂日本留给台湾的那些基础建设,并且把焦点集中在该建设为台湾带来的利益上。但许介鳞的《战后台湾史记》告诉我,事实是:甲午战败后日本要求割让台湾,并把中国赔偿的两亿三千万两当成是日本工业化的第一桶金,而日据时期的台湾只不过是配合日本发展需要才有所建设的殖民地。例如,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成立宗旨上就明言,台湾电气事业之目的在于供给廉价电力以振兴工业、增进财力,以便把台湾建设成为(日本)南进的真正基地。

许书中所揭示的证据对我冲击颇大,因为教科书给我的片面认知是日本苦心孤诣地为台湾做基础建设,但实际上日本在台建设的最终目的不仅只是用来服务日本本国国人,而且还用来帮助日本侵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然而,令人气愤的是现在许多媚日的“台独”分子都喜欢片面地宣传日本殖民台湾时的建设,完全忽视日据时期先贤饱受日本人的歧视、不公平待遇以及尊严遭践踏等殖民暴政的一面,我认为媚日“台独”分子这么做实在是失实也失德!

《论语》让我对身为中国人感到无比光荣

李俞柔:在我所阅读的中国思想经典中,《论语》一书对我影响最深,它让我对身为中国人感到无比光荣。宋代理学大家程颐曾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我想先谈谈自己的言行思考是如何受《论语》影响。由于台湾的民俗信仰氛围非常浓厚,而自己小时候又爱看鬼片,所以久而久之就会把鬼片中的“鬼”内化于心并相信它存在于人世间。这种想法发展到极端,后来已经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某种不良的影响,例如我晚上都会因为怕被鬼抓走而没睡好。我把自己这个生活困扰告诉了读书会的老师,老师让我去读《论语》,看孔子是怎么对待鬼神问题。我带着好奇心在书中求索,在<雍也>篇第20章,樊迟问知时,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在这一章里,我确定了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但我心中接着又产了一个疑问,为何孔子说远之就可以远之,我就不行?带着这个疑问继续读,在<先进>篇第11章找到了答案。子路当时问孔子怎么事奉鬼神,孔子可能带点愠色告诉子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不知好歹接着又问,那人死后会如何啊?孔子回答子路说:“不知道生,怎么会知道死。”我读到此真是豁然开朗了,因为在孔子的脑袋中,现实的事人问题比鬼神问题还重要,而鬼神是否存在、如何事奉这等问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与其花费时间去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如把自己的精力投放在现实问题上,那还来得有意义,所以孔子远鬼神的方法就是转移焦点,关注更重要的现实生活。我得到答案后,按着孔子的思维慢慢调整自己,现在已经完全做到了敬鬼神而远之了。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我读懂《论语》的关键,《论语》自此对我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箴言,而是一部可以与自己生活、生命相呼应的经典。

当然,《论语》的伟大之处不在此,整部《论语》其实可以被视为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位有德的君子,它是一部修身的重要著作,而修身为君子的重要目的则是在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认为上位者应该以德为政,那就表示上位者必须在为政前先修练好自己的德性,以便上位后行德政。

这一条箴言,其实放在今天来看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请大家试想,今日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不断的主要原因,除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因素外,是不是还有道德教育不彰的问题存在?所以我认为治疗腐败的根本办法不仅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还应该提高和深化政府官员的德性教育。这点非常重要,西方从马基亚维利开始便走上了谈政治不太讲道德的路子,但这条路明显是存在许多问题的,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处在马基亚维利所面临的那种国家分崩离析,强者觊觎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应该脱离马基亚维利的非常态思维,不能再以降低对上位者的道德要求来寻求国家的幸福。因此政府若希望在常态下凝聚中国人的心并得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法,那还是要回归到老祖宗所指示的明路上去——“为政以德”。当然,徒善不足以为政,“法治”还是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若做不到“为政以德”,“法治”就很难与“苛政”区别,于是也就不易建立公信力。

总而言之,当我读懂《论语》并体认到孔子的伟大后,我就逐渐消解了“中国人”和“台湾人”这两个概念在认知上的对立,从而看清“台独”政客在政治上玩弄的把戏。换言之,是我的文化认同立场导正我的国家认同立场,使我可以挺直腰杆做一个既具尊严又有光荣的中国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