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认识黄帝的本来面目，必须从“帝”说起。上古的历史多与神话传说夹杂在一起，“帝”之概念对此有所反映。如在甲骨文中，帝指上帝，能主宰风雨灾祥及人间祸福，又用为商王称号，如帝乙、帝辛之类。《礼记·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解释为“同之天神”，即天子死后入庙立主称为帝，尊之如天神，这就使上古所谓“帝”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所以《山海经》中的黄帝，就兼具天神与人王的性质。这是因为帝本指上帝，又被氏族部落酋长们移用来尊称自己去世的祖先，使之获得神性而受到尊崇。借此我们可以明白黄帝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一位被神化的氏族部落酋长。在《左传》《国语》等早期史籍中，黄帝已是一位人王。《左传》记载晋文公筮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卜官解释说：“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就是以周王比说黄帝的人格身份。《国语·晋语》则说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长成于姬水，炎帝长成于姜水，按古代以生地为姓的习惯，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出于四母，分为十二姓，乃是上古的大族名姓。《国语·晋语》中历数虞夏商周四代的祀典，其中虞夏两代同“禘黄帝而祖颛顼”，就是说，黄帝成为虞夏两代祭祀的宗祖神，这些反映出黄帝身世的显赫。在据说出自孔子的《五帝德》及《帝系》中，对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及其世系与事迹，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五帝同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同为黄帝子孙，五帝同祖。司马迁据此作《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使五帝同祖说获得正式承认，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昔人有言：“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五帝同祖论是孔子以来儒家大一统理念的凝聚，而司马迁则用此为秦汉一统局面找到了种族血统上的根据，从此它又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扩大融合的民族信念支持，总之，司马迁作《五帝本纪》的文化意义，如何说也不为过分。此外，据《世本》等先秦史籍记载，黄帝还是一位创物利民的圣人，如谓黄帝始穿井、造火食、作冕旒、作旃旗等等，为后世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诸多方便，这些使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色彩浓厚起来，也加深庶民百姓对黄帝的尊崇和认同感。

从早期的记载看，黄帝本应为北方的上古部族酋长，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言似更无疑，其中有谓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故黄帝与北方游牧部族有一定联系。随古代南北交流的加深，尤其是经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之后，使南北文化加速融合，黄帝影响南移，南方开始接受黄帝。如越自称夏禹苗裔，乃从中原黄帝族团追述先世渊源；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发现，有研究者认为与南方越国范蠡的思想有联系，作者应是越国人，“吴越一带本有依托黄帝的传统”（刘国忠《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那么，黄帝的影响已入南方越地，今浙江缙云地区的黄帝遗迹即与此有某种关联。

黄帝时代在中国古代早期思想文化方面亦有所发明绎，如在有关记载中可见“黄帝之道”的概念《新书·修政语上》：“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按，黄帝以水喻道，与老子相近，今本《老子》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性柔弱，与道相近，故二者同以水喻道，此应为黄老思想的一个特征。此外，其中对于道的玄妙奇伟特征的比喻论述，亦与《老子》对道的推尊态度相近。又“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及“唯躬道而已”，结合文中所述，其实是讲黄帝乃守道、乐道及行道之人，据此可以推出“黄帝之道”概念；而《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所言“黄帝慕修之”及“黄帝之制”，可以有助于证明这点。《新书·修政语上》：“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即以肯定的态度提出“黄帝之道”的概念。《吕氏春秋·序意》有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问师尚父“黄帝颛顼之道”，这在《修政语上》亦可得到证明：“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此与上引帝颛顼之言，表明由黄帝之道推出颛顼之道，颛顼之道乃上承黄帝之道，是二道并为天下之士所推尊，乃平治天下之良法嘉猷（此可与《鬻子·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比较，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五册）。黄帝之道应该是古代社会较早萌发的统治管理方术，所以上引《修政语上》谓：“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即黄帝经纪人物，“躬道”治世还是取得相当成绩的，即肯定了“道”作为古代早期的统治管理方术对社会历史发展自有其裨益。《群书治要》引《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帝王之器也。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也。”即“道”作为治世工具的有效性已得到承认；“黄帝之道”的概念，说明中国古代认为，关于施政化民的政教设施、制度文明等因素的出现，由来已久，应该从黄帝之世已经有其发端。与“黄帝之道”相关，《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诸多黄帝君臣名下的经籍，包括诸子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书略阴阳，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层面广博，内容丰赡。固然其中大多可能出于后世依托，但无疑应该有较多可由黄帝之世引出其端绪的思想文化因素。

从文明的历史层面视之，黄帝确当为中国古代的人文始祖，如若剖析所谓“黄帝之道”，中国民族继承自黄帝者主要应是政治文明传统，概言之即如何据国以治人之道。此乃黄帝代表的上古文明留传于后世的最大政治权谋智慧遗产，乃至为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必须以此为入手之资方可。试想，中国古代的君主王朝循环，不就如此在据国治人伟业的反复交替中一路走过来的吗？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