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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华:湘学的源头与湖南的贡献

作者:张京华 2016-06-23 来源:国学网 浏览次数:

周敦颐,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影响整个东亚五国近千年的宋明理学的开山人物,是继屈原之后,王夫之、曾国藩之前,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

周敦颐是湖南永州道县人,宋代为道州营道县营乐里,世称“濂溪故里”。周敦颐本人又曾在今湖南境内任桂阳县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郴州知府,至今零陵朝阳岩、东安九龙岩、道州含晖岩还保存着周濂溪的石刻真迹。到南宋中期,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已经将周敦颐列为乡土名流。其书卷五十八“荆湖南路·道州”有四处记载周敦颐,如说“濂溪在州城西三十里,周茂叔故居也”,“周濂溪祠堂在州学,胡铨为《记》。淳熙重建,张栻为《记》”。

周敦颐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明年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周敦颐是世界的,但从湖南看来,研究、继承、发扬濂溪思想,多了一层亲切,也多了一层责任。

近几年,在“湖湘文化十杰”“湖南九章”“湘学溯源媒体行”“书香湖南”等活动中,周敦颐及其著作《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都有重要地位。

“湖湘文化十杰”周敦颐排名第一,“湖南九章”《爱莲说》排名第一。文选德先生主编的《湖湘文化读本》、刘建武先生主编的《湘学普及读本》,周敦颐均名列第一。朱汉民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通史》以周敦颐为“湖湘学统”的第一位创立人。表明濂溪思想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名片,已成共识。

清人黄百家《宋元学案》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贺瑞麟《周子全书序》说:“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

清末,版本学家叶德辉概括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将鬻熊、屈原、周敦颐、王夫之四人并称。

民国间,国学大师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指出:“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将屈原、周敦颐二人并称。

无锡国专学生黄光焘《湖南学派论略》一文说道:“楚骚起辞赋之宗风,濂学导性理之先路。”也将屈原、周敦颐二人并列。

吴博夫《湖南民性》一书说道:“湖南文化,周之末,即有灵均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上追《诗雅》。及宋之世,又有茂叔,作《太极图说》《通书》,为赵宋理学开山之祖。两氏所作,炳炳烨烨,褎然为后世所宗。”仍将屈原、周敦颐二人并列。

而岳麓书院山长王闿运所作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馀波”。更是明确以濂溪思想作为湖湘学术的基因与源泉,从而使得自古“南蛮”之地,有了“荆蛮邹鲁”“潇湘洙泗”的美称。

两宋积贫积弱,儒家之学式微不振,周敦颐以其卓越的思想创新,开辟了宋明儒家的新形态,号称“道学宗主”“道学渊源”。儒家学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自秦汉以降,世无大儒醇儒,惟有周敦颐挺生,方始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后经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五传而至朱熹,集大成而中兴,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之久,文教被于四海,远播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有所谓“同文同伦”“文明五国”之称。

在当两宋时,程珦父子、潘兴嗣、蒲宗孟、度正、黄庭坚、朱子、吕祖谦、魏了翁、胡宏、张栻等人,都对濂溪先生的学术思想加以推崇,特别是朱子编纂《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突出周濂溪、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五人,即“北宋五子”,创建了理学道统。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宋史·道学传》中。

《道学传》如是论定:“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馀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学者对于儒家道统的概括,最早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其次为韩愈《原道》。《原道》说:“斯道也,何道也?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再次即为《道学传》。可见周敦颐在两宋理学道统的构建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

钱穆先生《朱子学术述评》说道:“韩愈《原道》,始明为儒家创传统,由尧、舜以及于孟子。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学传统,大率举孔子、孟、荀以下,及于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惟第二期宋学,即所谓理学诸儒,则颇已超越董、扬、王、韩,并于荀卿亦多不满。朱子承之,始确然摆脱荀卿、董、扬以下,而以周、张、二程直接孟子。第二期宋学,即所谓理学者,亦始确然占得新儒学中之正统地位。”

儒学的发展应时而变,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夏商周三代是一形态,晚周是一形态。晚周孔孟之后,汉儒承秦火余烬,故有古文经学,以收拾残篇,而倡实事求是,又有今文经学,录口耳之传而为书,亦以保存文献为急,而倡微言大义。此在汉代亦势所必至,不得已也。

唐儒以南朝之典章,合于北朝之经术,一统之下,不惟汇纂《五经正义》,亦且汇纂《唐六典》《唐律疏义》《大唐开元礼》《通典》《郡县图志》,皆集大成。此在唐儒亦势所必至,不得已也。

宋儒承五代之丧乱,内则佛道二教相逼,外则辽金蒙古四夷相迫,又去古已远,取法周官而不得,即取法汉制、唐制亦不可能,故专注于反躬内心,言理、言道、言心、言性,反而凌越汉唐而上之,而卒于传三代四代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此在宋儒亦势所必至,不得已也。

周敦颐是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创湖湘学术的新形态,与孔孟、程朱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是宋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

如果说,炎帝、舜帝、贾谊、柳宗元代表了湖湘文化中的“寓贤”元素,鬻熊、屈原代表了湖南、湖北“楚文化”的共同元素,那么,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则是真正本土的古代湖南文化中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

周敦颐说过:“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我国人文传统的本质是“礼乐文明”,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圣贤文化”。

圣人是传统文明的开创者,贤人是传统文明的继承者。“圣贤”就是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深邃思想照亮人类进程的人。《周礼》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能创兴称为“作”、称为“智者”,这样的人叫做圣人。能继承称为“述”,称为“巧者”,这样的人叫做贤人。用今天的话语说,圣人就是最好的发明家、最好的劳动能手。由于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孜孜矻矻,鞠躬尽瘁,使得人群在比较长久的一个时期之内,点亮思想的明灯,这明灯照亮了人群的前途,施之于民,能捍大患,能御大灾,使得人类的文化事业“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经久不息,传之久远,古代称之为“圣贤之道”。

“道学”之名,自古所无。“理学”之名,也是自古所无。“道学”“理学”“心学”“性理学”等等名称,都是两宋大儒面对当时价值观念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的命题。因应时代的问题、变化而重新提出命题,这是真正的创兴。真正能够创兴,从而给一个时代带来思想的光明的人,叫做“圣人”。周敦颐的思想光芒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近千年的历程,照亮了东亚世界,此其所以为一代圣人。

湖湘文化,源远流深,有肇端,有源流,有清晰的主题、主线。研究湖湘文化,应当注重提升主题、提炼主线。濂溪学、湘学、理学、儒学的研究,与经学、国学相接,学术视域最为博大,思想内涵最为丰富。

诚如朱汉民教授所指出,楚之屈原为文学鼻祖,代表湖湘的“文统”;宋之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代表湖湘的“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