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虹堤，在“巴陵县西，洞庭湖侧。《方舆纪要》：府西城下瞰洞庭，毎至夏秋，昼夜微啮。宋庆历间知府军滕宗谅筑此堤捍之，有欧阳修记”（《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且有以“欧阳修记”为批评对象的“文评”：“若夫假经术以文其奸，取令名以熇其势，若似乎所欲利者国与民，而非有他，虽拨本害枝，而千载而下，论其人犹将疑信参半者，是最大蠹也。”所谓“欧阳修记”，乃《偃虹堤记》（《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四，第941页）。而范致明《岳阳风土记》、陶宗仪《说郛》对滕宗谅筑堤之事，均书为“滕子京待制欲为偃虹堤，以捍之。计成，而滕移郡，后遂不果”。《偃虹堤记》确有其文，故“筑此堤”似能说通。那么，“筑此堤”与“欲为偃虹堤”“不果”，有质的差异，孰是孰非？若“欲为偃虹堤”“不果”所言是真，那么，言之凿凿的《偃虹堤记》及附着在《偃虹堤记》上的“文评”，又作何解？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同年（1015）进士。其敢言直谏，谠论侃侃，屡触权要，“时章献太后犹临朝，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宋史》卷三百三）。又负大才，“葛怀敏败绩于定州，寇兵大入，诸郡震骇。君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范文正集》卷十三）。其所作所为，深受范仲淹称许。后为众忌嫉，被诬私用公钱，于庆历四年（1044），由庆州谪岳州。其“愤郁颇见辞色”（范公偁《过庭录》）。岳阳楼成，对同道之人美言，其仅以“只待凭栏大恸数场”答谢（周辉《清波杂志》）。

在贬谪岳州之际，滕宗谅不仅增其旧制，重修岳阳楼，而且雄心勃勃，筹谋兴修“偃虹堤”。庆历五年（1045），滕宗谅休书一封，远寄被贬在滁州的欧阳修，希冀为其“新堤之作”，“纪次其事”。欧阳修在盛赞滕宗谅“明达之量，不以进退为心”之余，则以“文思衰落，既无曩昔少壮之心气，而有患祸难测之忧虞。是以言涩意窘，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达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婉谢。但在庆历六年（1046），有从岳阳至滁州者，受滕宗谅之命，携“滕侯之书、洞庭之图”向欧阳修索记。此回，欧阳修在展图目睹偃虹堤之后，颇有兴致，连问“其所以作之利害”“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其始作之谋”，并进而得知利民工程偃虹堤，虽工程浩大，但因思之甚密，“不逾时以成”，故认为劳民动土的偃虹堤是“君子之作”，值得一书。于是，欧阳修虽未实地求证偃虹堤之真伪，便在有图人言的基础上，决发筑堤有记的必要：“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四《偃虹堤记》，第941页）《偃虹堤记》的出现，引导了后世一些史料对偃虹堤的记录，如宋代王得臣《麈史》卷二云：“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

但是，偃虹堤真得筑成了吗？清代何焯在引述《麈史》记载之后，抛出了疑问，“予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然则文中云用民力若干，及上于朝廷决之三司之语，何以书也，姑采之以存疑”（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九）。事实上，这种“存疑”不必等到清代就已明了。欧阳修在写《偃虹堤记》的同年，也写过与偃虹堤有关的《与章伯镇（三通）》一文。在该文，作者在指责滕宗谅索记“牵强”之余，深自检讨，认为《偃虹堤记》“荒恶之文，假饰传久，感愧感愧”。

滕宗谅的索记引发了欧阳修颇为尴尬的“感愧感愧”。难道滕宗谅伪造政绩，求大家手笔以扬名天下？显然，滕宗谅未建而先名，并求文于欧阳修是基本事实，这也就是《岳阳风土记》所谓“计成”。至于《岳阳风土记》所云“滕移郡，后遂不果”，则从欧阳修写于庆历六年（1046）的《与章伯镇（三通）》一文推断，滕宗谅是年受命迁移他郡，即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所言“迁知苏州”。

因此，偃虹堤，其设计之初，是一项利民的水利工程，但因人事变动之快，不得不流于纸面。期间，欧阳修虽为之撰文捧场，但知晓“偃虹堤”实情后，勇于为失实之文检讨，其担当精神令人钦佩。而《偃虹堤记》的广为流传与欧阳修为《偃虹堤记》而“感愧感愧”的默默无闻，使得《大清一统志》有“筑此堤捍之，有欧阳修记”的不确记载，以及附着在《偃虹堤记》上的“文评”因失去“地气”，而沦为游谈肤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