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