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