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摘自：《大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