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含蓄性意境

　　我们在欣赏古典诗词时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有的诗，我们读了一遍，就觉得索然无味，不想再读第二遍；有的诗，却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滋味。其中的原因，可能就与境界有关。前者太直、太露，诗人将要讲的话自己都讲完了，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想象回旋的余地；后者则相反，其丰富的内涵欲吐未吐，深沉蕴籍，需要读者自己去发掘、去思考，才知其中三昧。这种境界，我们就称之为含蓄性意境。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和诗论家都非常重视含蓄之境。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着意将“隐”和“秀”两种境界加以区别：“文之英蕤，有隐有秀。隐者也，文外之重旨也”，“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所说的“情在词外”和“文外重旨”就是一种含蓄之美。这种美感，光芒内敛，温婉深曲，读起来重关叠嶂，具有幽邃之境。含蓄的美，也特别适合东方人的传统美感和生活风范。所谓“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中国的传统诗评，没有不高度称赞“含蓄”之境的，所谓“兴象超远，元气浑然”，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专立“含蓄”一品，将此形容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宋诗的奠基者梅尧臣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

　　含蓄之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内容的含蓄深隐，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二是表现手法的曲折隐晦。

　　（1）内容上的含蓄深隐。

　　指诗意始终没有正面说出，读者只能去测度、去揣摩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和轮廓，因此千百来对诗意主旨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如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后人评之为“文尚曲隐”，钟嵘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读者见仁见智，作出种种不同的猜测和探求。其原因就在于其内容非常曲折隐晦。以第一首《夜中不能寐》为例，这是八十二首五言体咏怀诗的第一首，可以说是总领全篇的序曲，也为全体诗篇定下一个感情迷惘朦胧的基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朝野之间，人人自危，阮籍也屡次受到政治迫害的威胁。在这种政治氛围中，他不能不为曹魏的政治前途和个人的命运深切的忧虑。但是险恶的政治局势又迫使他只能把这种忧虑隐藏在心中。为了全身远祸，他在抒发自己忧愤交集的咏怀诗中，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形式。这首诗中的首句就说到自己夜不能寐，结句又提到自己独徘徊，说自己有忧思，但忧思是什么，为何要徘徊，为何不能寐？诗人始终没有说破，只是通过孤鸿哀号，夜鸟不能栖息等作出暗示，但究竟暗示什么，历来注家皆有不同解释：《文选》吕向注认为孤鸿比喻君子在野，翔鸟比喻小人在位。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又认为这“嫌于臆测”。诸位注家之所以作出不同解释，乃因为诗意过于隐曲之故。李商隐的诸首《无题》也是诗意含蓄的代表。无题诗是李商隐首创，其中大都内容复杂，题旨深曲，历来引起许多争论，如“来是空言去绝踪”、“瑟瑟东风细雨来”、“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帷深下莫愁堂”等，有人说是爱情诗，有人说是向令狐绹陈情，有人说是慨叹君臣遇合，有人说是党派争端。特别是那首《锦瑟》，歧义更多。有宋人计有功、清人纪昀的“艳情说”，清人朱鹤龄、朱彝尊、冯浩、近人张采田的“悼亡说”，清人何焯、薛雪的“自伤说”，宋人许彦周、黄朝英的“咏物说”，清人杜诏、近人张采田的“政治影射说”，清人屈复、近人梁启超的“寄托不明说”，清人王应奎“诗序说”等十多种。之所以出现多种解释，乃因题旨过于含蓄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