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读书无用论与反智主义

读书无用论：庞大的教育成本置换来较低的回报

　　在现阶段，因为“读书贵、就业难”，就业低起薪遭遇“寒流”和其他各种原因和目的， 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流行了新“读书无用论”，这实际上指的是庞大的教育成本，置换来相对较低的回报，造成人们对读书的现实功效的一种否定与怀疑。受教育的高成本、高投入与严峻的就业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所学无处用，所用非所学，是造成此现象的普遍原因。

　　读书无用论是某些人或群体在评价社会现象时，因为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读书无用论，自我难以理解或难以改变，而对读书(或教育、知识、学习)所持有的一系列否定态度和观点。

反智主义：怀疑知识、质疑知识分子

　　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权威的英文版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 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中文版在线维基百科更直接认为，“反智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 思潮表里一致的表现是：既然对知识都反感，更不用说把自己的态度表达为系统化的知识、理论了。

是什么在制造“反智主义”的市场

教育与现实衔接的“不确定性”

　　现实原因十分复杂：教育在产业化，教育投资的多少是“不确定”的;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衔接程度是“不确定”的，包括了大学生招生人数太多，超出社会需求，出现严峻的“毕业等于失业”，也包括由于大学生人数太多，令其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下降，不少大学生的待遇更低于中专生甚至学历很低的农民工;更有一些民众和家长由于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失望，出现“知识改变不了命运”的思想。事实上，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知识多确实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唯有金钱和权力才能改变命运。相信在上述这些中国教育领域的不正常环境下，才出现了“知识无用论”的思潮。

“父辈就业时代”： 官二代富二代占据社会资源

　　种种权力潜规则的存在，让高素质者能否顺利向上流动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营造出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机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远没有形成。目前，大学生就业率为80%，不少人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这意味着“蚁族”群体将有扩大的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可以“拼爹”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穷二代却只能感觉命运不济，这无疑是不正常的。

　　一个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人们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自身命运，只会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于社会的和谐可谓害莫大焉。尤为可悲的是，贫困家庭因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产生穷X代现象，令贫困家庭子女陷于“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就社会来说，这种一成不变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何尝不是文明社会一道急需消弭的伤疤?(大众网)

自动化和全球化导致中层的“空心化”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不是对受教育者需求猛增，而是中层的“空心化”：中层工作被智能机器所消灭，而高层工作增长缓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者则认为，计算机时代自动化所产生的主要后果不是蓝领工作的消失，而是所有工作都将变成一种 例行公事。美国大学生们曾经所做的工作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海外。虽然像泥瓦匠和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作无法转移到海外，但是计算机程序员这样的工作还 是可以在海外完成。这就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警惕思想上的“杀伤性武器”

“读书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

　　未来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丰厚的知识和多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或着不想去读书的人，是很难锻造这方面能力的。一个人的成长，如果不与读书相伴，他所失去的不仅仅是他手中的那份工作，更将失去他立足社会的根本，读书，不仅让他获取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让他懂得 如何在社会中扮演好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

　　“读书无用论”，永远都只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一些名人的人生经历，都在告诉这个时代的我们，读书，是一门永远都不可放弃的人生必修课。晚清重臣曾国藩，戎马一生，在金戈铁马之时，也依然是手不释卷，一生只为读书为第一要务。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文革”时期，在牛棚中，把一本本国学名著和一摞摞古典书籍都一一看完。(来源：长沙晚报)

知识落差过大影响整体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农村的贫困，收入贫困只是表征，其中还包括人力贫困与知识贫困。让农民承受过重负担去供孩子到城里念“难以致用”的高等教育，倒不如直接击中目标，到农村去发展与其环境配合的高等教育，把精英留在农村学以致用，或许那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城乡人民知识落差过大，会直接影响整体社会的长期稳定，也影响整个中国国民素质水平的提高。

　　对“后悔”上大学与新“读书无用论”不加以正视，后果很严重。作为担负着培养人才重任的大学，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教育，理应从“后悔”上大学与新“读书无用论”的社会现象中“清醒”过来，反思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大学精神，反思大学教育的得失。同时， 整个社会也应从中反思如何使用人才、选拔人才，给大学生提供用武之地。

开放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社会，反智主义越容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般来讲，我们不能反没有的东西，而是反那些过分的东西。因此，越是知识分子，越需要反智，反智反而会让他迷失在知识里的人性复归。如果让没有知识的“草根”反智，他如果反的是知识，他将永远做“草根”;他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他必须投入一场政治运动，否则，他的反智毫无意义。

　　因此，美国社会可以反智，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教育化的社会，反智第一不会形成固定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暴烈的革命意识形态，第二不会妨碍人们受教育。当前的中国，则要警惕反智主义。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像盲山那样的远离现代生活的村庄还在愚昧中挣扎，许多失学儿童还在渴望回到课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把更多的人滞留在初级劳动水平上，会诱发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这对于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