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民学校”牌子宣传亡国思想

随着日军的野蛮侵略，山西的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学校被日军烧毁，一些学校被日军当作兵营或仓库。日本人没来之前，任绅铭(永和县人)刚从官庄村到永和县县城上小学，那时他们县城就只有一个小学。据他讲述，当时日本人来到县城后把学校烧了，什么课桌板凳都没有了。本来就上学晚的他，直到1941年才小学毕业。

也许是为了笼络人心，掌握教育阵地显示自己的“德政”。日军在战事稍微稳定的沦陷区开始恢复和整顿学校。1938年上半年，伪山西省公署设立了教育厅，他们废“国民学校”名称，立“新民学校”牌子。之后在太原市国师街成立了“山西省立第一新民学校”。与此同时，还给各县维持会下了一道命令，要各县在教育科内设立“社会教育股”，宣传“中日亲善、剿共灭党”的亡国思想。为发展奴化教育，教育厅还设立了一所“小学教员训练所”，招战前的小学教员进行短期奴化训练后，开办小学。

1938年后半年，伪省公署将原西校尉营、西缉虎营、天平西巷、前所街、新城北街5所小学恢复，分别改称为山西省第一、二、三、四、五新民小学等。1936年后，在太原恢复和设立中等学校，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

虽然沦陷区的学校有所恢复，但与抗战爆发前比较，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仍有很大差距。小学数量减少了38%，人数减少了44%。拿师范学校来说，民国23年(1934年)全省有师范学校19所，学生2023人，教职员329人，而到民国31年(1942年)，全省的师范学校只有6所，学生仅有1694人，教职员有180人。日伪沦陷区的教育方针大体上来看就是：麻痹思想，毒化精神，为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教材中大讲优胜劣汰之说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的重要工具，它对实现教学宗旨关系极大。七七事变以后，伪政府废除七七事变前印发的各类教科书，不论删改与否，一律禁用。改用由日军授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编写的新民书馆独家印行的教科书。同时还规定，各校购阅图书，须先呈报伪省公署审核，加盖核准戳后方可购买，以此控制学校师生的思想。为此，1941年12月，日军还命伪省公署设置了“图书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各县市学校及伪文教机关呈上的图书目录。

沦陷区的“新民主主义课”教材是由缪斌编著的。他在教材中大讲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说，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颂扬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优胜劣汰顺乎天理，公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编造理论依据。他在教材中还大肆提倡“王道”，训化学生树立苟且偷生、安贫乐命的奴才思想。

在课程设置上，无论大中小学，一律强行把日语定为一门主课，日语不及格者不予升级。为了强行普及学生的日语学习，1940年，伪省公署教育厅两次编印了《小学校日本语优秀作文集》，1941年制定了“奖励日本语征集日语作文实施计划”和山西省第一届、第二届“奖励中小学学生日语作文计划实施办法”，1943年制定了“日语学艺会实施纲要”，纲要对日语学艺会的内容明确规定：“瞻仰孔子，感谢皇军，中日亲善，拥护新政权”，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进行体罚式教学要是捣蛋就打耳光

日寇除在语言上妄图同化中国外，在日语教科书中还大肆宣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日本至上，天皇至上”等谬论。各学校开设的英语课，小学和师范一律取消，只有中学保留少量课时。

在中小学“修身”和“国语”两课中，重点讲授“礼义廉耻”等封建思想，并加以歪曲，给予奴化注释。这种利用中国古籍，贯以日伪奴化教育的方式，很容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中毒。例如“礼”，日伪是这样讲授的：中国人对日本人要有礼貌，出入城要向日本士兵行礼，这就是“礼”的具体表现与行为。所谓“义”，则被解释为日本并没有霸占中国领土，皇军是帮助中国驱逐欧洲白种人，以建立王道乐土来的，所以中国人不应当敌视日本人，而应该中日亲善，否则就是恩将仇报、不仁不义。

在日军进入村子时，樊时习(万荣县人)正是该上学的年龄。一开始他并不想去上学，因为他认为上学就是给日本人当汉奸去了，中国人不能念日本书。后来看到人家都上，他才上的。他们在上日语课时，学生也没有反抗的，因为学生们知道，日本人的教师会打学生，体罚式教学，要是捣蛋就打耳光。

强迫学生做“新民操”唱日本国歌

在课外活动方面，强迫学生做“新民操”，每当学校开会时，必须举行升日本国旗仪式，并要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伪省公署教育厅还要求各学校教唱伪国歌《卿云歌》。此外，伪省公署还规定，各学校师生必须每周为日军“勤劳奉仕”一天。“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全体师生要整队前往所在地日军建立的“神社”，“悼念”被中国抗日军民击毙的日军战士，祈祷“圣战必胜”，朝拜“神社”。春秋两季，学生必须参加伪民政厅主办的祭孔活动、祭武活动，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文天祥等从不让提及。第一新民学校教师王实甫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岳飞的《满江红》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各铁路沿线县城的学校，在有日军过境时，师生必须集队到火车站迎送。日寇每攻陷一个重要城市，日本教官就强迫师生提灯笼上街游行，以示“庆贺”。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和“强化治安运动”期间，日本教官便命令学校停课，驱赶师生上街搞亡国宣传，如贴标语、画漫画、演小剧、游行等。每逢寒暑假，举办什么“校长恳谈会”“学生家长恳谈会”，其宗旨是“使各学校学生家长明了大东亚战争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