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夺旧文化

消解新文化，阻止其激发中国民众，只是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第一招。受到中华文化长期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及其成就，大多数时候还是相当渴望的。不过由于近代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衰落，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最终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展现出来，那就是掠夺。

“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就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往日本；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对当地中国文化的掠夺更加直接。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1938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江南踏查》报告，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迹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派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如在南京，自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中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中国大量的博物馆也被侵华日军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与此相应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话语权、解释权上的掠夺。南怀瑾在其《楞严经讲座》中提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外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有意地污蔑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许多都是假的。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香炉，拿土做的腿翘起来的香炉，舜是个蜡烛台，庙子上插蜡烛的，禹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把黄河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苏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这种文化上的篡改与取而代之的妄想，正是日本对中国文化全面掠夺的重要证据。

建立殖民文化

除了对中国新旧文化的破坏，日本还竭力试图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推行自己的一套文化，即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早稻田大学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的青柳笃恒就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当时“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露骨地说：“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

1932年“伪满”《建国宣言》中即宣称：新国家建设之旨——以顺天安民为主。1933年8月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伪满洲国”的教育“必须着眼于启发满洲国民自觉认识该国同帝国密不可分之关系，培养确保东亚和平之特殊的自尊心和五族共和之思想”。1934年刊行的《满洲国文教年鉴》指出：“今我国家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

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泯灭东北人民的祖国观念、民族意识和反抗侵略的精神。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思想，把日语列为“国语”，就是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课，内容也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以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并且用愚民政策降低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准，从实用主义出发片面地强调职业教育，培养为日本侵略所需的劳动力。

日本特别重视对中国人普及日语，因为“日语学习带有潜移默化同化东北民族的特殊意义”。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日语学习的课时超过其他任何学科，如公学堂的日语课时从每周6学时增到每周8学时。同时还规定：学校的日常用语全部用日语，如发通知、背诵、操练、口令、上学问好、下学再见等都不许说汉语。为强化日语学习，在高等公学校和公学堂高年级，除“满洲国语”这一门课用汉语外，其他课程全用日语，如历史、地理、修身、算术、珠算、唱歌等等课程，不准用汉语。学校聘请的教师，绝大多数也为日本人。

伪满洲国协和会发行的日语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占区进入战时状态，日本又在日占区推行皇民化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当局向中国学生进行“朝会教育”，即感谢皇恩和效忠日本天皇的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每天早晨集中在学校操场上，宣读日本天皇诏书，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面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向中国学生进行“仪式教育”和“敬神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注重日本节日的庆典。日本殖民当局把“天照大神”奉为“元神”，在东北各地的神社和纪念塔中供奉，要求中国学生按祭日前去参拜、祈祷。如每年每月8日要到旅顺白玉山的“表忠塔”（现已改为白玉山塔）、大连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的“忠灵塔”（此塔已拆除）进行参拜。封建礼教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人的精神工具。

日本人安藤基平在《满人教育的使命和价值》一书中更是露骨地说：“对中国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到中国来拯救不幸的民族。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坚信与日本互相提携共建王道乐土。”安藤还直言不讳地表明，日本之所以大肆办学校，是“要从语言上打开缺口，让中国学生学会日语，再让他们作媒介以影响他们的父兄，减少他们对日本的仇恨，使他们从感情上同日本接近，感谢日本人，这样，从大连到满铁附属地，然后普及全东北，这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

镇压新文化、掠夺旧文化，用殖民地文化和所谓“皇民化”来取代中国文化，可谓是日本侵华期间“文化战争”的“三板斧”，招招致命。这种系统性地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与蹂躏，甚至比军事行动本身，更能体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